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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下读书 老前辈教我做人

时间:2015-11-27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 作者:网站管理员 编辑:网站管理员 点击:


难忘的1953--1954年

53税专班 袁镇涛
  人的一生总有终生不忘的幸福时刻,对我而言,那就是1953--1954年。
  一、这一年中,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得到飞跃,为我日后处理人生中碰到各种难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人问我:

  你一生坎坷,82岁了,为何体未衰脑尤健,还如此乐观?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你敢于实事求是,宁可不要乌纱帽而要良心,请问:良心多少钱一斤?

  你一夜之间从“红人”变成“不耻于人类的臭狗屎—右派份子”,你受了那样大的冤屈,站长江边高喊“我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为什么不投江?

  你戴着“右派”帽子,为何在生死关头,还要舍己救人?

  你被打成“右派”到彻底平反,这22年是靠什么力量的支持走过来的?

  你在税务局被打成“右派”,农场劳动,摘帽后又回到税务局,整你的人又当了你的顶头上司。你的日子不好过,为啥不离开税务局?坚持要在税务局干,干满42年退休,退休后,还要献余热13年7个月,你如此执着,为了啥?税务局没给你一官半职,你工资又低!

  以上这些问题既是同志们问我的,也是我几十年来所想的,答卷己经交上了,至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从我保存了50年,以后又捐献给母校的《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记分册》和《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毕业纪章》上去找答案。

   二、这一年中喜事连连:

  (一)组织上选派我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急缺干部,财政部将培训财税干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相继举办了中央税校,后改为中央财政干部学校。1953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派人到各省市去选学员,重庆市税务局选派高英、尹家富、孙学曾和我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去

  (二)第一次过三峡

  当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重庆既无飞机,又没铁路,到北京,一是乘船到武汉再转乘火车到北京,一是乘汽车经成都到宝鸡乘火车,无论走那条路,没有七天时间是到不了北京为的。领导上安排的路线是:乘船顺江而下到武汉。我们登上了川江上最大的一条客轮――民权轮。

  当年的长江是江面狭窄,水急滩多,不能夜航。我们饱尝了沿途的凤光,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可惜当年我们都没有照像机,未能记下那雄伟的三峡与岸边的“八阵图”:第一晚宿丰都,第二晚宿万县,第三晚宿奉节,第四晚宿沙市,第五天快到中午时分才到“江汉关码头”。武汉市税务局的同志们用自行车帮我们拉行李,陪我们一路小跑赶到火车站,刚上车,开车的汽笛就响了

  (三)接受毛主席与朱总司令检阅

  1953年国庆节,我校加入大专院校方队,从东单进入东长安大街,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到天安门城楼时,不巧,毛主席休息去了,只有朱总司令在挥手致意,大家日夜盼望一睹毛主席风采,都不想就此落空,足步放慢了,在领队的催促下,大家不无惋惜地朝前走,但眼光却不肯离开天安门城楼,队形乱了。

  当晚,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焰火声中,在身高体壮的同学充当火车头的带领下,一个个抓住前面同学的腰部穿行在各院校围成的圈子之间,观看唱歌跳舞,度过了一个狂欢之夜。

  1954年五一节,我校加入大专院校方队,站在天安门广场南边,面对天安门城楼。游行大军过完后,看见毛主席走下检阅台,边向群众挥手边朝城楼东侧走去时,我们像潮水一般向天安门城楼狂奔而去。看见毛主席在西边挥手时,激动的热泪夺眶而出,人流中此起彼伏的欢呼:“毛主席!”“毛主席!”……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六十年后的今天,仍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四)部局领导关心我们成长

  部局领导、校领导对我们关怀备至。部局领导们衣着朴实,对人和蔼,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作风,深深感动着同学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兼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校长,他常来学校看望我们,问寒问暖,他特别关心南方的同学,怕大家吃不惯面食,叫厨房要准备米饭,还虚心听取同学们对财政部、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
  财政部税务总局李予昂局长给我们讲“收税必须贯彻政策”,他听说有人催收欠税,把小贩的自行车给扣了,生气地说:“你们是人民政府的税收干部,你们依法向人民收税,可收税也是为人民,要为交税的人民着想!自行车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老百姓的交通工具,因为欠税,你把小商贩的自行车给扣了,还要不要他活呀!我们要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
  财政部税务总局崔敬伯副局长给我们讲税收的奖限政策。他详细讲解了为何要制定“工轻于商,座商轻于行商,生活必需品轻于日用品,日用品轻于奢侈品,轻于迷信用品。政策的根据,实行这一政策将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些来自税收第一线的学员的政策观念与执竹税收法规的自觉性。
外交部乔冠华部长助理在东交民巷“赋司”,财政部的小会议室给我们作“北京市为何倾城出动欢迎西哈努克王子”的报告,小会议室没设讲台,乔助理站着讲,我们坐着收折椅子听。他那引人入胜的说理,将我们从僵化的理念中解脱出来,认识到作好接待西哈努克王子的工作,对提髙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马约瀚教授在操场上给我们作“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报告;他给人的一生算了一笔帐:人生下来,6、7岁发蒙、读书,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2年、大学4—5年。大学毕业时己22、23岁,把书本上的知识经过实践变为自己的东西,这又得几年,难怪孔子有“三十而立”之说。可在旧社会,被外国人贬称为“东亚病夫”的人们,有的到“不惑之年”,便重病缠身;年过半百,便老态龙钟,有的更辞世而去。社会培养他二、三十年,他为社会服务十几年、二十年,二十几年。培养时间与服务时间之比,系数是零点几,是一,这还没考虑人们由于体弱多病对工作的影响。
  解放后,毛主席号召“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讲得好!现在提倡增产节约,我以为应与毛主席的号召联系起来。我认为:“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延长每个人有效的为社会服务时间,才是最大的增产节约”。
他的报告让我们深为感动,深受教育,我从此坚持体育运动至今已六十年,健康的身体保我跨过一个个坎坷。
  三、这一年中,天天在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我们这一学年是在西皇城根20号王府的老校舍与新校舍度过的。
  学校按教学计划,针对学员来自税收、保险工作第一线,有实践经验,渴望提高理论水平的情况来安排课程,青年团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委员会更把课外活动安排得丰富多采:组织我们参观故宫,天坛,登长城、在“习礼亭”前讲埋,到颐和园参观、游泳,到北海公园遛泳…我在北海公园那厚度盈尺光滑如镜的泳面上遛泳12天,度过了寒假。
  同学们邀约到天桥看杂耍;到西单小戏园听戏;到西皇城根北口那家垂着兰布门帘的烤红薯小店,沏上一壶茶,称二斤烤红薯,边吃边听店主人那老北京的老腔、老调、老故事;到西直门城墙边的大车店旁的小摊上,买那灶上冒着热气的,一寸多厚,黄白相间、上面还铺满了红枣的黄浆米糕,边吃边走,走到学校仍感回味无穷。
  1954年8月,我们戴上《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毕业纪念章》返程了,迎来的是1954年的长江特大洪灾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2013年12月26日
注:笔者是重庆市国家税务局的退休干部。